雅媽的家

七點四十五分，已經再試了半個鐘頭的我，又開始嘔吐。一旁的護士還是一直的加油打氣、醫生則是一副看起來比我還疲累的樣子。

一陣陣痛過後，醫生再次內診，頭轉向我，搖了搖頭。我看著醫生的表情，心一橫，開口跟醫生說：「我們進手術房吧。我受夠了！」

醫生點點頭，跟我說他要去準備手術房及開刀的事便離開。護士灰頭土臉的，一邊跟著老溫幫我擦拭黏在頭髮的嘔吐物（怪了，我整天沒吃，還可以吐出東西來）、一邊餵我鹽水及打抗生素，一邊用著憐憫的眼光看著我，遞了張手術同意書給我。老溫接手過去，在一旁唸同意書的英文給我聽，什麼藥物過敏、休克、嘔吐、頭暈…一卡車手術可能有的後遺症，我聽得不耐煩，搶回同意書，草草簽了名。

吃完晚餐，時鐘指向十點。我打量了一下病房，這是個三人房，我移入後，已經客滿，連張多的椅子都不沒有。陣痛有一陣、沒一陣的，護士來做了內診，告訴我們還有得等的。

「你去Doron 家過夜吧。」我對著坐在床角的老溫說。Doron 是他的好朋友，住在離醫院車程三分鐘的地方。

「這樣好嗎？」老溫聽到後有些吃驚的回答我

星期六的晚上，照例要去婆婆家吃晚餐。

「我們再十分鐘出門喔」習慣出門前洗澡的老溫從浴室探頭出來喊著。他知道每個星期的這個時候，我通常都在跟台灣的家人及朋友在Msn messenger 上「熱烈交談」。

「妳什麼時候要生？」朋友甲在線上問著

自從長大成人，步入三十，周遭朋友一個個結婚後，有關婆媳糾紛／爭吵／相互埋怨等故事早就己經聽到耳朵生繭。雖然大家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，但「惡婆婆及壞媳婦」的各類傳奇故事卻延續古今，從來沒有停止上演過。所以自認為是新女性的我，雖然主張「愛情是兩個人的事」，但也早就覺悟到：除非兩個人無親無靠、遠走高飛，不然，「婚姻一定兩個家庭（族）的事」。

跟老溫認識相戀十天後，兩人兩地分隔了一年半（我在台，他在以），其間除了兩人 email、webcam 不斷，當時婆婆也十分努力的「幫兒子追女朋友」（註二）。不僅是三步五十的跟我聯絡、話家常，甚至連我的生日，她也不忘千里迢迢的從以色列寄禮物給我。後來在跟老溫決定我們的「巢」要築在那裡時，我跟婆婆從通信中建立起來的友誼，是促成我強力堅持要在以色列開始新生活的原因之一。

來到以色列之後，婆婆對我的照顧更是無所不至。語言學校的作業，她幫我檢查更正、帶著我認識以色列的風土人情、老溫去軍隊的那個月（註三），每天打電話關心我的生活起居、每個星期五晚上的家庭聚會日，當我因為大家用希伯來文討論得興高采烈而益發無聊時，她會體貼的坐到我身旁用英文跟我聊天。

晚上跟老公提到醫院打電話來要我星期二去做產後檢查。

老公拿起手機查了一下他的行事曆「可是，那天我要去北部出差」他有些沮喪說道。「嗯，沒關係啦，我自己去就好。」我答道「可是，醫生…」他還沒說完我就打斷他的話「沒關係啦，總要給他機會練英文，給我機會練希伯來文啊」我知道他在擔心我跟我的俄羅斯醫生會溝通不良。

「那，我是不是找我媽來做 babysitter？」 他又想了一下問道「喔…這個嘛…」這下換我遲疑了。

認識我老公溫伯格（以下簡稱老溫）之後，常被他嘲笑我習於做「事前萬全準備」的癖好。 像是為了跟他去爬玉山，我特別去買了登山鞋、透氣防水的登山衣褲及外套、保溫杯。當時跟他認識不久，他看到我這樣的「深思熟慮」，覺得又感動，又好笑。「妳知道嗎？我當年在尼泊爾爬了一個月的山，都只穿著拖鞋，揹著少少的糧食、喝溪水…那裡的每座山都比玉山高呢。」老溫跟我說。直到我們跟著台大EMBA班的登山隊（大家的登山配備比起我自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）和兩名嚮導（他到現在還是不瞭解爬玉山那種那麼「安全」的山，為什麼需要嚮導）上了玉山，他才恍然發現我有的這種「癖好」其實是種「台灣文化」。 

從此之後，每次我在事前／旅行前／出門前／換工作前／的各種對他而言「過於充份」的準備，都會被他拿來嘲笑一番。「我們以色列人都是『船到橋頭自然直』，誰有在做事前計劃啊？」他總是開玩笑的說。 

像是以色列的軍隊，在中東戰爭中屢戰屢勝，許多國家都認為以色列有十分訓練良好的軍隊。但在老溫的眼裡，以色列之所以在中東戰爭中獲勝，原因只有兩個：一個是對方軍隊訓練不良，另一個，則是因為以色列人習慣於混亂沒秩序的狀況～ 而戰爭，恰好就是那樣的混亂沒秩序。

懷孕到末期，最麻煩的事是一天到晚要跑醫院。產檢一個星期一次就算了，若臨時有了什麼意外，像是準媽媽感覺不到胎動而跑醫院、胎兒體重有些超重…醫生就會要求三天後要再複診。

而不幸的是，這些「意外狀況」，我都有碰到。

我住的社區進城要四十分鐘的車程，肚子那麼大，不好自己開車、老公也不捨得讓我等公車；再加上我的醫生是個蘇俄猶太人，英文 SOSO，每次他都得用很破的英文跟我很破的希伯來文對話，才勉強可以瞭解對方在說什麼。